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郭万超研究员在核心期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学术文章《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郭万超研究员在核心期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学术文章《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郭万超，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市“高创计划”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军人才，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后指导老师，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12部，发表论文260多篇，其中《经济学动态》等核心期刊论文42篇，在三报一刊发表文章18篇，20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主持国家级课题8项，省部级课题6项，其中重大4项。获国家人事部、人民日报和中央统战部等近20项奖励。

　　摘要：文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要义，把文化纳入其理论建构是创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新机遇和新路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一起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文化软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并成为生产力突破的深层动因。从历时性过程考察，文化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支撑，主要表现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深度嵌入其他社会结构，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精神动因；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也形成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从共时性形态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现实形态，可以发现：文化赋予了新质生产力新的内在规定性；文化经济新业态、新消费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含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诸多具体实践形式。从人本性尺度审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人文价值内核，可以得出结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也是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是对人类生产能力质变跃迁的理论提炼，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研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除了需要对科技、经济变革本身进行分析，还必须透过物质表象窥见其背后深层的精神文化动因。关于文化的地位，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一起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也成为生产力突破的最终动力。伴随人类文化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向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重驱动，文化不是单单作为一个新要素加入，而是作为一种全面的力量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马克斯韦伯曾说：“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从文化维度拓展新质生产力研究，丰富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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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开篇指出：“可以说，经济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纯粹的经济事实，它还包括其他方面，有时这些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罗斯托在分析了那些陷于起飞前提条件阶段的社会之后指出，“这些无情的事实所引起的部分挑战是，除非我们愿意使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历史成为我们分析中有机组成部分，否则经济学家就不能深入有效地理解它们”。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任何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当今社会，文化与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深度融合越来越凸显，构成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基本、更深厚、更持久的力量。

　　（一）从文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关系看，文化日益向其他领域扩张和渗透，成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精神动因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新型生产力形态。而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中，文化创新处于基础性地位。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由生产力诸要素构成的系统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体系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先进的文化通过对社会成员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等的塑造，孕育先进的政治形态、激发经济创新活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有机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并且，“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从具体表象看，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是科学技术、生产要素等方面的质的提升，但这些要素提升背后深层的催动因素却是文化。任何的进步或停滞都可以从文化找到根源，任何的发展和创新都须思想和文化先行改变。没有文化创新何谈技术创新；没有思想解放浪潮，哪有改革开放；没有文化艺术的滋养，哪有创新的活力。

　　制度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关键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的变迁的关键”。而制度变迁不仅涉及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诸多重要因素的严重约束。凡勃伦认为，文化认知模式是作为形式化规则的正式制度安排的灵魂，它具有使形式化规则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外在制度形式将成为死的骷髅”。而文化认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所以制度是一种适应社会存在的文化类型。“这就是为什么自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讲演后，诺思一直就在惦念着：信仰体系或文化认知模式怎样构成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文化艺术反映社会的新思潮，彰显社会的个性，并可以唤醒人们的潜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赋予人们信心，带给人们一种动力。而这些都是人类保持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迸发创新灵感的核心要素。纳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中写道：“没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引领，任何社会都是不会进步的”。想到文艺复兴，人们自然就会想起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莎士比亚这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是他们引领了当时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思想的变革。一个社会越是希望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越是希望新的产业变革走向成功，就越应该重视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国要想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也要依靠不安于现状、有才能和创造精神的文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当今时代，人类文化多元化、融合化、开放化趋势越来越凸显。文化多元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异质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变性、选择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文化融合化主要表现为，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求同存异、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文化开放化主要表现为，与经济全球化、开放化交相呼应，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日益走向开放，国际文化交流大幅增加。这些新趋势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创新和繁荣，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从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看，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也成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

　　文化和科技从起源一直到现代都表现为一种相互适应、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的当今世界。二者的关系及融合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美国技术史学会为了提倡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名为《科技与文化》的刊物。日本学者还提出了“科技文化”的概念，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约瑟夫阿加西在《科学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马林若夫斯基把科技看成一种文化因素；日本学者把科技看作一种文化技术，主张文化包括科技；怀特认为，科技是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路易多洛认为，应该把科技归于文化之列；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科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才会兴旺发达，反之则反。同时文化的发展也受到科技的制约，它们只有相互支持，才能更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而文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母体，现成的以及正在形成的文化可以从价值观念、制度、社会活力、方法等多个层面影响科学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影响科技的发现、发展与传播，影响科技创新的进程和结果，昭示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先进生产力总是在最适宜的文化环境里获得突破。引领人类发展潮流的先进文化不仅使新科技知识和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也成为科技知识扩散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催化剂。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构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生机理，把西方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透过现代化的进程可以看到：文化创新活跃的地方往往容易形成科技革命的沃土，进而形成产业、制度等创新集群以及人才、信息、金融等资源汇聚的经济中心；而一旦文化创新活力丧失，整个社会就会陷于僵化，势必面临在竞争中出局的危险。因此，正是文化创新成就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充满活力的创新精神也涵化为其内在文化特质。18世纪以来，世界的科技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表面上是地理位置的变化，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转换的必然结果，而背后无不包含着深厚文化的根由。

　　创新文化直接为现代科技和企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直接推动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创新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明确提出要“培育创新文化”。从广义上说，创新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形态，包含鼓励创新的价值理念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两个基本方面。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创新的态度、倾向，映现了人们是否对新思想、新技术、新变革包容、欢迎乃至鼓励。激发创造力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创造性科研活动最深层的驱动力源于创新文化，科学家创造力最持久的内在源泉来自创新文化。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主要驱动力是企业家，技术创新同时呼唤企业家精神。培育创新文化，就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倡导崇尚理性、尊重知识、敢于竞争、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甚至阻碍科技创新的文化因素。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惯性、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等，都阻碍着我国创新文化的培育。因此，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完善创新制度建设，形成鼓励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加速科技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三）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看，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

　　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趋势在现代经济中早就有显现，西方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文化产业（工业）的概念。伴随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当“文化工业”与各国发展战略和实践紧密结合时，“文化产业”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中心扩散开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和很多国家也开始使用复数形式的“文化产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产业从理论争论全面走向实践，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就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方面。如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文化产业概念，并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中就纳入了文化产业。经过多年的推进和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活力非常强劲的部分。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在时尚旗帜的影响下、在文化价值的引领下进行一轮一轮新的升级。一些最长久的行业，比如建筑业几千年来的演变都是与当时的文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从原始人开始有了服装以后，它更是成为每个时代时尚潮流的风向标；汽车一百多年来的生产和消费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当代社会，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麦肯锡资深顾问欧高敦这样描述：文化工程师的超白金时代到来科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科技做到极致会发现，人文才是它最终极的目的地，文化工程师开始进场。因此，当今时代经济的主流是文化经济，在传统的产业里增加文化的价值，在新兴的产业突出的是文化产业，这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现象，即：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早在200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富有远见地提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适应人们的消费需求进入市场领域，以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形成新文化形态，使文化成为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文化化是指经济中越来越多地蕴含文化元素，是文化对经济的渗透、引领与融合，进而形成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态。

　　文化产业实质是大审美经济。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指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依次表现为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和大审美经济形态三大经济形态。大审美经济是指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实用和审美、产品和体验相结合的现代经济。现在人们花钱不完全是购买物质生活的必需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审美体验，甚至是购买一种气氛、一句线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卡尼曼提出了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概念，是指人们所经历的事件带来的痛苦或快乐的感受对我们即时的影响。卡尼曼把体验效用作为新的经济学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200多年来一次重大价值转向。在体验经济时代和大审美经济时代，必然要求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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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它既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又具有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点。一是“协调”。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有助于文化和社会建设；既可以增加GDP和就业，又能够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振奋精神、凝聚人心，并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二是“绿色”。文化产业属于智慧密集型新兴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和强融合性；它具有资源能源消耗小、环境污染少等特点，是典型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三是“高效”。文化产业既包括典型的创意经济，通过较小投入实现高附加值；又包括资本和技术大投入、大产出的行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性；还包括劳动密集型的行业，科研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文化不仅与科技融合度越来越高，而且以“文化+”和“创意+”的方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全面赋能经济发展。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和属性越来越凸显。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存在质的区别，要求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上全面创新，实现生产力驱动力量、发展方式、表现形式的全方位变革。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新型劳动主体与新质劳动客体的有机组合，代表了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方式的这种根本性、革命性、整体性提升，必然包含文化赋予它的新特质。从新质生产力的文化属性看，其构成要素与传统生产力有如下区别。

　　就劳动者而言，与传统生产力适配的普通工人与技术工人不同，新质生产力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而文化和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手段。近年来，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人才资源总量达2.2亿人，比2012年增加1亿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26%以上，高技能人才超6000万人。研发人员总量超600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12年的33.7%增至2020年的36.8%。文化引领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最突出的变化是新增加了文化创意阶层，特别是科技创意群体。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创意是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建筑师或设计师，作家、画家或者音乐家，或者你的创意才能在你所从事的商业、教育、健康保健、法律或者其他任何职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就是创意阶层中的一员。创意阶层对人类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构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创意阶层将主导未来的城市及经济。在创意经济中，文化劳动者从单一、专职的脑力劳动群体演化为集专职、兼职、产消合一、智能机器等形式于一体的混合文化劳动主体，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涌现。在当今数字社会，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强势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更加模糊。

　　就劳动资料而言，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新增了文化科技或科技文化型设备。生产力的进步往往以劳动工具的技术性突破为标志。在新质生产力时代，文化劳动工具从自动化转向智能化，文化生产率大大提升。近年来，不少文艺节目采用了高科技设备和技术，比如每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晚会普遍采用巨大的曲面LED屏以及5G+4K/8K高清转播技术等，注重从视觉上为观众提供高清晰度、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虚拟人广泛出现在各大晚会和许多节目中，甚至诞生了首档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竞演节目《2060》。江苏卫视2022年跨年晚会通过人工智能、动作捕捉、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请回“邓丽君”与真人歌手周深合唱。再如用动画还原建筑桥梁构造、再现人物动作等。特别是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极大提升了人的文化生产能力。

　　就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而言，已经由有形延展至无形领域，拓宽了文化生产的边界。数字技术全面运用于经济活动之中，数据、信息、创意等非物质形态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非物质劳动对象越来越占据主导性地位，这是指它不仅自身在数量上不断增长，同时对其他形式的劳动形成了一种引导的趋势，各种劳动形式都向非物质化发展。像钢铁、汽车等有形的、物质的生产仍然存在，但信息、图像、情感、知识、符码以及社会关系这类因素的商品生产逐步上升，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但这只是说前者越来越依赖和从属于后者，并不意味着后者可以取代前者。比如，当生产一批汽车的机器设备技术已经稳定时，引导生产过程进一步变革就需要新的知识和数据，对新的数据、知识的捕捉和分析的非物质劳动决定了生产发展的方向，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从文化考察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还有以下不同。就动力来源而言，传统生产力的动力主要源自要素投入，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更多增加了文化创新及其与科技创新的互动；就发展模式而言，传统生产力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新质生产力中的文化生产能够防止资源能源的过度使用；就发展目标而言，传统生产力追求经济规模扩大，新质生产力中的文化生产则着眼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从发展结果看，传统生产力对人的体力、脑力的依赖和消耗比较多，新质生产力将改变人的劳动形式，新一代数字技术将取代部分脑力劳动，人们将拥有更多时间从事精神生产，从而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含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鲜明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先义后利”，在获取利益时注意把道德、诚信等价值观念放在前面；讲求“天地之大德曰生”，在经济活动中注重人的因素、发挥人的价值，这些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同马克思主义一道发挥引导作用，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跳出西方市场经济过度追求物质满足的窠臼，更加注重经济的人文价值，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深厚底蕴。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理念，以及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习惯，等等，都蕴含着解决当代生产力发展面临的难题的重要思想。

　　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为主导，而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交互推动，则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不断出现的重要源泉。当今世界，科技与文化已形成双向互动、协同创新的关系。随着文化和科技在人才、产业和市场等领域的不断融合，二者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同时，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技术的产业化衍生出的新产业不仅具有科技产业特征，而且具备文化产业属性。

　　具体而言，科技创新从文化的内容、形态、传播等方面不断推动文化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主要表现为：第一，高新技术融入文化领域，创造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AI、VR、AR、超高清等更是加快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不断催生文化产业的新业态。以直播、数字动漫、数字视频、网络游戏、数字出版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业态，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第三，科技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带动传统文化产业更新换代，并向高端创意产业转型。

　　科技创新拓展了文化的生成方式、产品形式和传播渠道，让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不断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爆点”和“增长极”，原来无法体验的现在可以体验了，原来专业制作的现在可以“一键生成”了，原来“人迹罕至”的奇景幻境可以“跃然眼前”了。这种产品供给的极大丰富，体验感受的升迭代级，服务质量的日臻完善，让文化和旅游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领域。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文化产业中包含科技因素较强的16个小类的文化科技业态是文化产业诸门类中增长最快的领域。而科技对于演出、旅游、展览、文博、手工艺等传统行业的赋能更让其加快向着高端创意产业转型。从总体上看，2023年经济增长有82.5%来自于消费的拉动贡献，而消费业最具有前景和活力的恰恰是以新兴数字文化业态和以“诗和远方”相结合而为代表的旅游业。

　　文化产业中除了文化科技类业态，其他行业和业态也大都可以列入新质生产力的范畴。文化和旅游业具有产业高度关联性、高度融合性、高度消费带动性，“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无限拓展。因此对文化旅游融合不应仅做狭义的理解，即它不单单是在旅游业范围内，将文化产品和服务纳入旅游内容供给要素之一，而是旅游全产业链的每个节点，即“十八大要素”，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厕导智“九大基础要素”和商养学福情奇文体农“九大发展要素”的文化赋能，以及文化旅游与其他相关行业，包括农业、工业、生态、艺术、体育、教育、科技、健康医疗、商贸等的跨界融合，进而带来的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因此，文旅融合必然带来产业格局的大变革，形成具有相对独立内涵和外延的大文旅产业集群。2012年至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18071亿元增长到44945亿元，年均增速12.1%，占同期GDP的比重从3.36%上升到4.43%，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我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014年的2752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40628亿元，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更加巩固。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进行准确和全面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不仅为合理有效的产业管理提供重要支撑，而且是对产业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为了有效对文化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生产、销售、投资等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必须构建完善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产业分类标准体系，而这首先需要对我国现有行业分类标准进行认真甄别分析。目前，在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文化、广电和旅游领域与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行业）主要分布于现行的五类产业统计分类标准之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2018年国家统计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进行了修订，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编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引导资金投入提供参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确定了八大产业，首次纳入了与大文化行业密切相关的数字创意产业，具体包括数字创意设备制造、数字文化创意活动、数字设计服务、数字创意与融合服务4个中类。

　　科技服务业是我国新兴产业之一，是指利用现代科技知识、技术和研究方法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行业。它不仅是现代服务业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领域。国家统计局于2018年12月根据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对《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5）》进行修订，完成了2018版《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其中，在文化领域涵盖了数字音乐、手机媒体、网络出版等数字内容服务业态，同时包括数字化技术、高拟真技术、高速计算技术等新兴文化科技的建设与服务。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先导产业，对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动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随着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其对包括文化和旅游产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渗透能力越来越强。《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涉及文化、广电和传媒领域的有1个大类：信息服务，2个中类：信息传输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以及14个小类。

　　2018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该分类标准重点反映了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创新创业、跨界综合管理等“三新”活动，涵盖了9大类、63个中类和353个小类。包括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旅游等领域的活动被纳入其中，涵盖4个大类：先进制造业、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10个中类：现代信息传输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互联网信息及其他服务、软件开发生产、数字内容设计与制作服务、现代商务服务、新型住宿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现代旅游服务，以及37个小类。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1年，国家统计局根据G20杭州峰会提出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及《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制订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准确统计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提供了科学规范的分类标准。该分类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出发，明确了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在内的32个中类，156个小类。其中，涉及文化领域相关行业共有2个大类，7个中类，34个小类，主要分布于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两大行业之中。

　　德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文化理论的一个主要论题是，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简而言之即“人化”。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文化创造的主体，生产力演进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当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内含更加丰富的人本内蕴属性，必然更多体现经济的人文价值和关怀。

　　（一）新质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也是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目的，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也是扩展人的能力、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过程。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质生产力就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作为生产力的最新形态，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在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而衡量质量的一个关键标准在于是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先进的生产要素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本身并不能自动地生成新质生产力，只有遵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把外在物的尺度与内在人的尺度有机结合，才能使生产力的成果满足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部分人，才能更加注重生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使生产力变成人的主体力量的实现。比如，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应用中只有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激发了人的创造力，才算生成了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说到底也只有更好解放人、服务人，才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让人的生活更美好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经济效用。比如，“尔滨热潮”，大家买单的是一种美好情绪、一种快乐的氛围、一种对人的尊重。这种主观效用就是一种获得感、幸福感，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突破西方经济学藩篱，超越资本拜物教的逻辑，找回经济学中的人，这是发展人文经济的理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人只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人的劳动仅被看作一种与资本和土地等同的普通生产要素。这在发展路径上主要表现为“重资本、轻劳动”情结。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基本上是资本积累和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索洛等人提出了劳动改进和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但也是以一个“余值黑箱”悬空未决。西方经济学用物的作用完全掩盖了人的能动性。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虽然把企业家（资本家）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认企业家具有与物不同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却把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实际上，人是经济发展的本源，是人支配物，不是物支配人。而西方的发展理论，不管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回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时，都是强调财富增加和物质增进这一“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需要。这种经济发展理论是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完全相悖的，必须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坚决弃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推动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资源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必然导致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并把文化因素引入到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背景、动力、方式等问题的分析中。

　　（三）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中，人不仅仅是经济要素，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人不是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发展理论的视野。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了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的本质出发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只有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演进的基本性考量，才能真正理解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逻辑。